这个五一，不同寻常！

有意思的是，礼教派虽然主张保留礼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也接受法理派的、也是当时流行的分类，把礼、法关系说成是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这种差异必然对香港如何实行双语法律带来挑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英文版本的决定，同时规定中文为标准文本。[26]这些媒体和出版单位很多是正式的官方的，但没有经过权威机关授权的，抢在权威机关正式公布之前公布，抢占市场，实际上是涉及利益的，属于市场行为。

[12]洛克也反复强调：以立法机关为代表的国家机构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2.文本公布的性质 立法的文字表达中，法的公布和施行是与法的生效相关联的两个术语，一般认为，公布是立法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法律生效的要件。第七十九条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需要有中、英文两个版本，由于大部分法律概念及词汇源起英文（甚至拉丁文），直接翻译成中文未必就能精确地、毫无歧义地表达原有的法律理念。四、我国立法过程中的文本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经由立法形成的法律文本几乎是法律规范的惟一来源。

[14]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17]如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公布法律。共产党员是自愿选择加入共产党、经过组织严格考察最后宣誓入党的。

党内法规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具有规范性。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富勒将法律称为义务的道德，而将道德称为愿望的道德。（二）条例草案一般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2012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党内法规定义是：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党内法规是法律，但不是国法，而是党法。

党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必然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规范，对党的建设进行规范的法规称为党内法规是合理的。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党章中既有党的建设法规制度也有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依法治国是依据国家法律治国，依规治党是依据党内法规治党，依规领导是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制定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

《制定条例》第三条非常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第三条明确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可以说党章是党规中的宪法。

都是党员必须做到的，是党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制定依据也应该是宪法和党章，因为宪法序言中明确了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应该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制度性就是法律的适用和法典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特定制度来实现或规定。领导是一种关系，涉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等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首先是20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法学家富勒在1964年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把互惠性作为法律秩序的黄金律。但是我觉得，如果再加强一下他很擅长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可以对德治做更深入、更有时代感的分析。总之，尽管都是以中国现当代法治为主题，两篇文章的聚焦点不一样。

第三种是从内部进行理解的，但是带着开放和批评的态度。这也是内在视角的一种展现。

卫东校长刚才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和德、法的关系。刚才讲到中国越强调法治，国家权力反而变得越强大的特征，而美国在最近新冠疫情恶化、邮件门、总统选举中暴露出来的制度缺陷乃至宪法危机也让眼镜儿跌碎一片。

刚才卫东提到的像罗尔斯、富勒、哈耶克这些人基本都是持后一种观点的。这本书在内容上大概是这样。

民族主义起来以后，它对普世性的东西的那种警惕，还有对自身传统的这样一种自得，甚至有时是盲目的自信，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结构性的讨论。当然，说到学界，经济学界应该好些，我印象里，受经济学训练的人想问题通常更贴近社会实际运作过程，这跟学法律的人不太一样。前面有两个文明，一个是三代的礼乐文明，一个是秦汉以后的礼法文明，第三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不知道。对我来讲，这样一些经历对理解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季卫东教授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第二，重新认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当然，法律也是权力运作的一种方式，但法律同时又要我限制权力。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正当性的构建，它提供的当然不是德治、法治这样的区分，而是一个非常完整和独特的体系。

我这么说是不是自我否定呢？也不是。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对我们的立法，对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

再后来，鼎新回国和罗校长一起在浙江大学创办人文高等研究院，我们的交集就慢慢多起来了。另一种把道德作为一种实体性行为规范。从共产党政治组织内部来理解，它可能真是一个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团体，而韦伯的理论可能是我们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要素。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那些都是一个文明建构中最基本的问题。

他刚才讲到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内部的，但是是没有任何批评的一种政治话语的讨论。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你看数学的亚学科的背后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公理体系，这是最根本的东西，相当于核心价值观。

我们知道，执政党以革命起家，它的正当性是建立在否定一切剥削阶级的基础上，是切断历史的。比如讲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按一般理解，这是指当下，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含义，但在这里，转型还被理解为晚清以来中西文明交汇所造成的社会变迁。

其中又以政治巡视为要，是非常严肃、严厉、严格的。如果说，这篇文章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话，或者说我以读者的视角来评论，有几点是想向梁老师请教的。